认识浙江经济模式

 　　金融危机过后，全球经济逐渐恢复元气，国家新政策不断出台，在经济转型亟待进行的大环境下，浙江的众多民营企业也面临许多难题、困境，需要作出调整和改变。
　　针对目前浙江经济面临的新一轮挑战和机遇，上周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赵伟教授在浙江大学干部培训中心做了一场名为“认识浙江经济模式”的讲座，通过对浙江经济模式的综合分析，结合当前形势，为浙江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与对策。
　　赵伟教授认为，当下的浙江经济发展潜力依然巨大，在大众消费时代，浙江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内需的拉动，关键还要看经济体制的改革。
　　浙江经济一个区域发展的奇迹
　　“增长奇迹”，过去三十年浙江区域经济增速，不仅远高于全国水平，而且高于沿海绝大部分省域经济。按照有关统计数据计算，从1978年到2007年30年，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速9.8%，江苏经济年均增速12.6%，浙江经济年均增速13.2%，高出全国平均增速3.4个百分点，高出江苏0.4个百分点。
　　“富民奇迹”，浙江经济增长本身靠了源自民间的创新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民间“老板”和百姓分享了增长的成果。最近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揭示，截止2005年，二、三产业形成的总资本所有权中，“个人资本”比重，全国平均为28%，江苏为27.16%，广东为27.7%，福建为32.1%，浙江高达52.3%。
　　“接近共同富裕的奇迹”，浙江省内小区域间经济差距较小。无论与全国大区域间经济差距相比，还是与沿海最发达的几个省内部小区域间差距相比，浙江内部小区域之间人均国民收入差距明显要小许多。最富的杭州人均GDP仅为最穷地区(衢州)的3.3倍。
　　“外贸扩张奇迹”，浙江外贸2111亿美元，其中出口1500多亿，居全国第三位。
　　浙江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？
　　浙江经济“奇迹”的形成，主要靠了市场化制度转型，说具体点，是超前的市场化制度转型创造了某种体制优势，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，促成了区域产业集聚。这其中以四个小区域模式为最典型：
　　(1)“温州模式”，属于“体制外创新”模式。留着计划经济严格监管下的国有、集体等“公有”经济不去动它，在这个体制之外再造一个系统，这便是非公有制经济系统，实则为私有经济；待到这个系统发展到足够大的时候，再回头考虑体制内的公有经济。
　　(2)“萧山模式”，属于“体制内突围模式”。所谓“突围”，就是从低效率的传统企业制度中突围，变“小公有经济”为民营经济。
　　(3)“宁波模式”，属于“内外夹击生变模式”。简单说，就是在海外与省内两股力量的夹击下，促成了体制内公有制企业的改革。
　　(4)“义乌模式”，属于“体制外市场再造模式”。本质上与温州模式没有大的差别，都选择了体制外创新的方式，但与温州模式不同的是，义乌的制度创新发端于商品分销业而非制造业。
　　除了体制市场化外，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了。这两个进程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具体说，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的内涵，也是工业化的外延--延展性扩展。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，工业化的模式决定着城市化的模式。我们早先的研究认为，浙江工业化路径模式带有“新古典”特征，现在看来，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一脉相承，也采取了“新古典”的路径。说具体点，就是“老板进城”模式。
　　此外，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区域经济开放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。远在外贸外资快速扩张之前，即自改革开放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，浙江人率先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低档工业品经销网络，这个网络既是个庞大的商品销售系统，也是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信息交换与资源吸纳系统。由此率先形成了区际开放的格局。正是在建立初步的区际开放系统之后，“浙商”才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的。这一点与沿海许多地区不同，尤其与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珠三角地区明显不同。
　　浙江经济的现状与前景
　　实际上，远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，关于浙江经济的坏消息就不绝于媒体。先是“民营企业倒闭潮”之说。接着是民企融资难，大批民企陷入债务链条说。最后是民营企业“过冬说”，以及转型升级预期不理想说，如此等等。
　　本人实地调研与分析也得出结论，确有企业倒闭，但倒闭浪潮之说言过其实。典型案例分析揭示，多数倒闭企业近两三年以来实际上并未在集中做主业，而多半有些“不务正业”的影子，将大量资金抽去炒房、炒股，从过热的经济泡沫中捞取收益，而非专心主业。后来遇上宏观调控，房价、股价齐降，最终归于困局。
　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2009年至今，浙江经济增速由向来的全国前茅，掉到了全国后列，工业产值在去年连续几个月出现负增长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去年上半年大部分月份，浙江工业产值一直在下降。这与全国工业依然增长形成鲜明对照。整个上半年，全国增长7%，江苏12.3%，广东4.4%，浙江仅为0.3%。呈典型的零增长。
　　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后面的因素是增长动力失速。需求方面之“三驾马车”的“发力”，大多弱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很低，去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.6%，东部沿海地区平均增长26.7%，江苏增长25.2%，浙江只增长了13.1%，仅及全国平均增速的1/3强，不到东部增速的一半。消费增速低于沿海几个经济大省。
　　浙江经济增长动力失速后面的因素又何在呢？虽然有多种原因，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，在中央政府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财政“盘子”，即“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”中，浙江获得的份额很小。四万亿实际上多半给了国企及国有机构，以民企和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，不大可能获得多少资源。
　　总的来说，受国内外大环境的影响，浙江经济面临调整。在制度转型方面，民营化遭遇“国进民退”；工业化方面，产业升级遭遇三产体制约束；城市化遭遇高房价制约；在区域经济开放上，国际化受约束，区际化扩展难觅新领域。但是浙江经济发展潜力依然巨大，人均GDP仅及发达国家门槛水平一半。此外，大众消费时代已经来临，随着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金，沿海多数地区突破5000美金，国内大众消费浪潮正在形成，13亿人口意味着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。这一点全世界有远见的企业家几乎都看到了，浙江有望通过内需拉动实现经济增长。与上一次面临的形势相似，这些新的约束条件及其变局，无疑在刺激浙江企业做出新的选择。新选择的一个明显出路无疑是重返国内市场。这一点无疑乃大势所趋。如若仔细研究案例便不难发现，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在这样调整了。
　　可以预料的是，企业层面的调整势必将再次改变浙江区域经济二重开放的重心。